周志山:马克思“公共民生”论纲

来源: 作者:发稿时间:2020-12-21浏览次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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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山,哲学博士,威尼斯电子游戏平台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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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11期。


解决民生问题,应该把公共性视域映入眼帘。民生问题研究的公共性论域即“公共民生论”,表明民生与公共性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命题,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公共性思想,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公共性信念、公共性理想为主题的理论体系,而且与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即公共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可以说,民生范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民众利益的现实关切,而公共性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从公共性视角去考察民生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社会生活在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被重构,物质利益、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呈多元化格局,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差异,个人、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探寻多元化制衡、差异性共在、共享型和谐,已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民生”事关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那么,“公共性”则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公共职责。

一、民生问题研究的公共性视域

首先,从民生与公共性的关系上来看,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即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而“社会建设的中心是公共性建设”,因此,民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公共领域包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建设与积累。可以说,民生问题的改善程度是检验一个社会公共性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促进民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也是我国社会最大的公共利益和民众最核心的公共诉求。

其次,从民生问题的产生来看,民生问题往往与公共性的缺失密切相关。民生问题的凸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性缺失在民生领域的反映,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仍是短板。这种供应不足最明显的表现在: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社保、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总体水平偏低,出现了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巨大缺口。一些专家据此认为,我国已进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时代。这是我国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大量欠账,其增长速度大大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过大。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至少存在着三个倾向:从劳资分配关系上看,资方的财富日益集中,而真正流向劳方的财富相对稀少;从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上看,政府一方收集的财富大大超过社会一方所供给的财富,所谓“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现象;从行业财富分配来看,垄断行业包括金融、地产等行业财富不断集中,而普通行业所占的财富相对较少。可见,某些利益集团瓜分了经济增长的绝大多数成果,而大多数民众则难于公平地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无论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足,还是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都表明民生问题的产生和形成与公共性的缺失密切相关。

再次,民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公共性政府、民生型政府的建设或重构。主要包括:第一,完善和强化公共政策的民生价值取向,提升民生政策的公共性。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实现公共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因此,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指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进入民生发展新时代后,我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应集中体现在公共政策的民生取向上,即不断改善民生、提高民生质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民生时代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基本导向。第二,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民生之源,公共性应当是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但长期以来,政府偏重于抓经济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且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凸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增加公共产品、扩大公共服务,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优先发展的方向。“公共财政”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生财政”是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环保、公共安全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它以改进民生、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为目标。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应向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务倾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前,推进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的回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富国”到“富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马克思的公共性及其民众化立场

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使用过“公共性”一类的词汇,但在其唯物史观中始终秉承一种公共性信念和理想,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公共性思想。不论是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之立足点的“社会化的人类”,还是未来社会价值目标的“人类解放”,都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公共性信念、公共性理想为主题的理论体系。“其中人的社会关系存在(也即‘共在’‘能群’的‘类特征’),实现人与人关系的最佳结合,是公共性产生的存在论根基;在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进而构建公共领域秩序,是其公共性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利他性与利己性、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真实的共同体与虚幻的共同体,是马克思考察公共性的三重维度;基于对资本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批判和超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公共性理想的价值诉求;构建以平等、公正、和谐为价值取向,以及民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相融合的社会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与公众参与制度,实现最广大民众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实现其公共性理想的基本路径。”

不仅如此,与西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相比,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特殊之处,就是其鲜明的民众化立场,这种民众化立场,体现了马克思在其理论创制过程中所代表的平民化的社会人格。

首先,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与他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直接相关。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就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在时空中的具体展开,马克思甚至把社会存在理解为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认为由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必然展开,因此,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不是先在的、预成的,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物质存在形式,这样的社会存在一定是人民的主体性存在。与此相适应,社会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这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在这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作为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就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形成和表现出来的,是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按照唯物史观的这一逻辑,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它突出地体现出了马克思所创制唯物史观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科学历史观,体现了其鲜明的阶级性以及革命的、批判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始终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民生解放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

其次,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与他的物质生产劳动学说密切相关。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是在继承、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关注和重视到了被古典政治哲学所忽略了的劳动者及其重要作用,解蔽了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抽象化、神秘化了的资本生产的政治本质,阐释了劳动在社会产生和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创建了劳动者即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结论。阿伦特曾说过:“马克思学说真正反传统的倒是一个未曾有的侧面,即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那以后,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做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正是马克思生产劳动学说使劳动者成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和政治公共空间的主人,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维度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转换为消灭了阶级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全人类的解放”,而且塑造了最广泛而具体的公共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公共性思想之价值立场和立足点的根本转换。

再次,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民众化立场,使其理论成为指证资本主义罪恶,实现人类解放的最强音。凭借马克思的出身、学识和能力,完全可以进入社会的高层,过着优越的上层生活。但马克思终生穷困潦倒,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自嘲“世界公民”,不为当时的“文明社会”所吸纳。正是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站在穷人立场上、代表最广大民众向富人进行抗争乃至宣战的精神领袖;正是这种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始终关注现实民众的生存境况,深入到传统人道主义者没有关注到的无产者阶层及其经济生活领域,并促使他为解决《莱茵报》工作期间产生的“应有和现实”之间的“苦恼的疑问”,而专心致志地转向世俗市民社会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正是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一反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柏拉图——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这一知识论正统,而从现实生活实践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正是这种民众化的社会人格使马克思的学说成为指证资本主义不和谐社会的最强音,成为20世纪以来处于深重灾难境遇中的中国民众广泛而迅速接受和认同的“精神精华”。

三、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民生体系

如果说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及其解放,代表了马克思那个时代最广泛、最基本、最真实的公共民生诉求,那么,加强公共性建设构筑公共民生体系,是当代中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公共民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正如民生包括经济民生、政治民生、文化民生、生态民生等多重领域一样,公共民生也是一个由公共经济、公共政治、公共文化、公共生态等组成的公共民生体系。其中公共经济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物质基础,公共政治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政治保障,公共文化建设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精神支撑,公共环境建设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生态前提。

第一,公共经济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物质基础。改善民生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由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两个方面所组成。所谓“公共经济”是社会公共部门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求,通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公共物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总称。公共经济的根本特性在于公共性,它在资源短缺、供给有限或市场失灵的前提下,具有弥补市场缺陷、满足社会最大效益的经济功效。

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也对公共经济理论做过深刻的论述。比如,关于公共经济的国家社会职能,马克思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关于公共收入和公共支出,马克思指出,通过税收获得的公共收入,不仅可用于政府、军队、官员的消费性支出,还要保证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开支;关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手段,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各个部门之间都必须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这种宏观调控,往往是以国家或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基本手段的。

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公共民生体系的物质基础,公共经济具有为公众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平衡和消除社会差异、稳定经济社会运行等多重功能:一是公共经济通过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满足人们公共生活的基本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对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生态环保等公共性需求迅猛增加,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了一定的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加强政府的公共经济建设,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为改善公共民生奠定物质基础。二是平衡、化解各种社会差异与分化,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公共经济建设的又一重要职能。公共部门通过壮大公共经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从而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也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三是公共经济还具有满足民生经济不断扩张、引导和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推动政府管理和政策创新的多重功能。

公共经济建设对于民生经济发展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政府公共财政的优化配置,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途径实现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就发现,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往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密切相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早期,政府公共财政中的经济性支出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它在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方面如道路、供水、电力起着重要作用;一旦经济达到较为成熟阶段,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民众就会把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以及幸福指数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也将转移到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公共福利等社会公共服务上来。上述观点,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也可得到印证。我国原来的财政制度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全能性财政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经济建设所占的支出比重开始较大幅度地下降,而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社会民生领域中的支出占比不断攀升。但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广大民众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与公共财政对民众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中国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主要矛盾。为此,公共财政对于民生经济发展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确保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实现公共财政支出的公平性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强公共财政支出的规范化、法制化等。

第二,公共政治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政治保障。“公共政治”是以公共性为内在属性和价值取向,以公共利益优先实现为目标的一种具体政治形态。由于公共政治建设的主体是政府,政治的公共性也即政府的公共性,它以加强和巩固政治的合法性为主题,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形塑公共精神等为基本职责。在当代,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民生化转向,使得积极寻求并致力于提升民生新时代的公共政治建设水平,成为“民生政治时代”公共民生体系建设的政治保障。

 “民生政治”是政治之于民生与民生之于政治两方面的结合,即民生规定着政治的内容,政治规定着民生的出路,将民生作为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成为判断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在民生政治模式下,政治合法性主要源自于民众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要提升民生时代公共政治建设水平,关键在是构建以民生为本位的公共民生型政府,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路径。就实现条件而言,包括:首先,确立公共理念与公共精神,是实现政府公共性的主观条件。它要求加强对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职业伦理教育,包括坚持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廉政观和民主法治观,牢固树立政府的服务观念、透明高效观念、廉洁从政观念等,培养和强化他们的服务意识和公共伦理。其次,通过提升生产力水平壮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是实现政府公共性的物质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强和壮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再次,权力规制与公共政策等制度建设,是实现政府公共性的制度保证。政府既是“公共人”,又是“经济人”,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在追求私人利益即自利性。在阶级对抗社会,政府往往成为统治阶级和强势集团欺压人民的暴力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机关之公共性也并不会完全由政府自发实现,为规避政府官员受自利性驱使而在制定公共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中偏离公共性,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规制。

构建以民生为本位的公共民生型政府,就建设路径而言,包括:一是树立“以人民主体”或“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观,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为最大目标。这种民生政治观把人民的需求作为根本价值诉求,把人民群众看着推动发展的力量源泉,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作为根本目标,强调党的领导的力量源泉和责任目标寓于人民群众一体之中。二是构建以民生为重点和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对以往“全能型政府”与“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双重超越。建国以来,在新中国政府职能定位上先后出现过改革开放前的“全能型政府”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两种形态或两个阶段。“全能型政府片面强调政治统治职能而忽视了社会公共职能,经济建设型政府片面追求GDP与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践中都导致政府公共性一定程度的缺失。”因此,构建以民生为重点和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就要增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建立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政绩考评制度和相应的行政责任制,实现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第三,公共文化建设是中国公共民生体系的精神支撑。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构成人民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文化为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凝聚力量,形成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标志。“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但是,文化发展只有以民生幸福为基点,才具有坚实的根基和活络的血脉。以文化建设带动民生建设,以民生建设涵容文化发展,改变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质量。当前,中国的民生实践正在从生存型、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人民最关心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吃饱穿暖的生存性需求,而是提升到了包括精神文化享受在内的发展性需求。公共文化民生对于更全面、更高级的民生发展来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就学是民生之基,就医是民生之急,那么,文化则是民生之魂。

 “公共文化”相对于私人文化而言,是生活在一定共同体的人们形成较为稳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公共文化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主要体现为主体上的人民性、性质上的公益性、分布上的均衡性、内容上的基本性等方面。如果说“经济民生”是指物质层面的“人民的生计”,是贯穿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的基本问题,那么,“文化民生”就是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是民众精神生命的安顿与发展问题。因此,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民生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推动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带动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文化产业相对落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均等现象严重存在,公平性明显不足;公民的主体地位和公共文化权利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尤其是社会底层的民众和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无法得到根本保障。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民生的建设。一是遵循共建共享机制,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作为文化民生主体,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文化权利为保障,让民众成为文化民生的主角,成为文化民生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享受者和评判者。二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行公共文化建设主体多元化和运作社会化,即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投入为保障,突出市场在配置公共文化资源的作用,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强大合力。三是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标准化、均等化和公平性的供给。公共文化服务并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每个公民都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文化体系构建过程中要注重均等化与公平性。

第四,公共环境建设是构建公共民生体系的生态保障。在环境、气候、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公共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的公共民生课题。汉娜·阿伦特说:“地球是人类条件的精髓所在,尘世的自然在向人类提供栖息之地方面或许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行为。”在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是一个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强有力的因素:既可能促进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优化,也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并造成严重环境问题。

从公共性视域看,当代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两对矛盾:首先,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与作为经济资源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首先是一种公共物品,其次才是一种经济财富上的资源。随着“生态时代”的来临,生态环境甚至已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公共物品。这不仅是由于优质的空气、良好的自然环境等能够满足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共同需要,而且作为一种公共性场域,它所涵盖的空气、水、土壤、气候等可以让每个社会成员无差别地共同享有,具有不可分割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公共性特点。但问题在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表明,虽然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需要成本,但一旦形成便无法排除那些没有为之付出成本的消费者消费,每个人总是期望别人负担足够多的成本,自己却不付费就可享用公共物品,这就是所谓“搭便车”。“非竞争性”是公共物品在消费上的另一个经典特质,意即公共物品消费再多,也不用自己直接承担成本,由此导致了公共物品的另一个悲剧性结果,就是“过度使用”或“公地悲剧”。美国生物学教授哈丁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每个人都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相信自己在公地上的自由,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毁灭,公地自由只能带来全体牧人的毁灭。”供给不足、过度使用、免费搭车等市场失灵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的痼疾,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亦不例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为私有利益最大化的牺牲品。

其次,生态环境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即公民不断提高的生态需求和生态供给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进入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经济民生的需求,而是更加注重生活品味的提升与环境质量的改善,民众对生态环境、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生态行为、生态文化等需求日益增长。然而,由于整个社会尚未形成满足共同生态利益、追求共同生态价值、实现共同生态需求的浓厚氛围;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增大,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生态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地方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和生态问题的治理力度也不够,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经常自相矛盾。其结果必然是:政府和社会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能力相对滞后,满足公民生态需求的能力相对不足,公民不断增长的生态需求与政府和社会的生态供给能力之间不平衡、不匹配。

 “生态民生”是生态与民生的结合体,其理论依据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实践依据则是针对上述生态民生实践的两对矛盾而提出来的。如果说,“经济民生,即以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的民生,主要针对的是‘肠胃之饿’”,那么,“生态民生则是以解决生态危机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民生,主要针对的是‘心肺之患’”。由于生态环境直接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是国民获得、拥有并持续性地享有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因而构成了最直接、最现实、最普惠和最持续的公共民生议题。生态民生建设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赋予了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新内涵,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而且为我们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经济建设相比,生态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改善生态民生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即以一种全面的态度(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实现经济、环境、民生共赢,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民生效益相统一;生态民生要求实现人类实践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型实践形态。